刑法对宪法的具体化，也就是刑事立法者基于宪法而确定法益的过程。
这意味着人们对政治思想和政治观点的私人需求也可能是很弱的，这就是使产生这种思想和观点的法律成本最小化的理由。另一方面，不少执法机构又以严厉措施对待那些对公共政策、官员表现持批评意见的人们，近年广受关注的彭水诗案、王帅案、高唐网案、志丹短信案、进京抓记者案等，都反映了这种堪忧的倾向。
第三，提高了证据级别，要求原告以确实清楚的证据证明媒体怀有实际恶意。愈是在言论的政策性边界上，法律、哲学、伦理、宗教价值的冲突就越容易针锋相对。[7]在这些案例中，法官没有对言论在宪法和民法中的不同含义进行区分，而代之以宪法权利的有限性来进行利益衡量。无论英国旨在限制王权的《大宪章》、《权利法案》，还是更多对多数派暴政保持戒备的美国宪法及其《权利法案》，都反映了一个业已确立的用成文文件保护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惯例[41]。[26]参见徐贲：《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1页。
[45] 上述原理与国家行为原则是一致的，言论自由的目的仅在于防备政府压制，而一个受到约束的政府，才能克服公共治理的道德风险和技术性困难，因此基本权利条款与国家权力条款一样是结构性的[46]，以之确保公共机构健康运转。谣言源于正常信息渠道的堵塞。（4）在实施过程方面，申请人在调查前是否便具有接受调查的义务、申请人在调查中能否要求中止程序、申请人在调查后能否对侵害行为进行救济等等问题均未有明确之答案。
消极面向的讨论期望给予积极介入私域的行政权力划一条界限，界限以内的行政机关应当全力促进，界限以外的行政机关则不能进入，否则将构成行政违法。随后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1999年）第7条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调查的实施机关是管理审批机关，即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结合条例第4条之规定，居民委员会可以经由委托承担调查的行政任务。国家层面有关经济状况调查的最早规定可以追溯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制定前的《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与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1999年），该通知规定： 各地民政部门要依靠街道和居委会，深入细致地做好申报人员家庭收入调查和核算，做到既不误发也不遗漏，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专业机构通过更为科学的调查手段和统计方法，既可以保证行政救助准确无误，也保证救助过程节制有限。
积极—消极的程序模式对于实施手段的意义在于：积极面向要求实施手段有效率的运作，即高效性。同时，从行政程序法制之长期的发展方向来看，针对个别行政领域的特质而健全个别行政领域行政程序法制，应是最重要之课题，研究给付行政程序对推动行政法学发展亦是具有实益的，一方面可以推动给付行政与传统行政法学体系的交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可促进传统行政法学尤其是行政程序法在服务政府理念下的升级换代。
而权利中心的理念要求行政机关改变以往管理者与干预者的角色，而在行政程序中担任服务者、协助者。以此两点来审视目前运作中的实施主体，即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的村（居）民委员会，我们发现村（居）民委员会虽然属于群众自治组织，并非行政机关，然而其事实上的权力性却不可否认，如在垦利县垦利镇南十井村村民委员会与胡志香等农业行政给付上诉案中，法院即指出村民委会在某些事项上具有行政职权，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给付行政的地域差异性，在判断行政程序是否目的相关时需结合当地的相关配套制度。这包含了两方面的内涵：其一，经济状况调查的实施对象仅限于相对人能够支配的可用于家庭生活的收入、财产，对于不能支配或者不能用于实际生活的收入与财产不宜纳入实施对象之列，如在李小平等与长沙市芙蓉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局救助上诉案中，申请人所拥有的部分财产系从朋友处暂借而来，并无支配的权利，故不宜认定为家庭财产。
但在给付行政下，更多的情况是单一的个人利益，此时对比例原则的理解应转化为对给付行政所采用的手段的限制上，采用的手段都应是对私益侵害最小的。如在上述傅某诉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徐州市云龙区骆驼山街道办事处案中实施机关能否将小灵通认定为家庭财产即是不无疑问的。由此，经济状况调查即以申请人为主导而开始。那是否意味着在重新讨论经济状况调查时，我们就应当将焦点直接从消极模式直接转向积极模式呢？笔者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而给付行政对程序的认识却恰恰相反，它虽也是一条轨道，但这条轨道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行政机关、社会力量、相对人三者的利益能够互相融合，从而为相对人的社会权实现提供保障，故而给付行政的程序以权利为中心，以过程为导向。行政程序模式的消极面向则要求经济状况调查的实施主体能够通过最有限的手段达到最佳的效果，即要求实施主体的专业性。
如在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领域，由于行政机关仅作为监督者的角色存在，很难对相对人的权利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在考虑时应以积极面向为主，消极面向仅作附带考量即可。摘 要：在法律、法规相对匮乏的给付行政领域，行政程序作为一种导控权力的途径值得给予重点关注与研究。
对此，应当给予公民在面临不当侵害时拒绝程序的权利，同时这一权利的行使又与社会权的实现并不必然存在勾连关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层面规定存在诸多漏洞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对经济状况调查作出了细致深入的规定，在实践中亦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在给付行政下的各个行政领域中，由于行政权力介入的方式和力度不同，在考虑积极面向与消极面向对程序构建的影响时也应赋予不同的比例。将实施对象限于家庭财产与家庭收入，并分别作出定义。与此同时，过程交互将公平作为标尺的同时，将效率也作为程序进行的考量基点之一。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法调整方法是以当事人不平等为前提，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意志加于另一方当事人，使另一方当事人的意志服从自己的意志。
行政救助中的经济状况调查因其所具有的授益与侵益的双重性格，是具有代表性的给付行政程序之一。二是行政救助中的经济状况调查与相对人的物质帮助权能否实现直接相关，且鉴于经济状况调查的特点，相对人基本权利，如隐私权、住宅权等均有受到侵害的可能性。
二、现实运作中的经济状况调查 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相对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需经过书面申请、调查、批准、公布的程序。本文通过对给付行政具有代表性的一项程序——行政救助中的经济状况调查进行梳理展开，期望在传统干预行政程序的基础上建立起属于给付行政所特有的行政程序模式，为依旧薄弱但十分重要的给付行政研究奉上绵薄之力。
这一点在国外的通行做法是设定免审额度，在免审额度以内的财产、收入可不纳入到实施对象之中，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二）实施对象 行政程序的重新展开无法在实体上厘清经济状况调查中哪些属于家庭财产，哪些属于家庭收入，但可在认定处于模糊地带时，提供一种程序性的解决方案。
然而，更多的地方政府在面对如此疏松散漫的上位规定时却呈现出一种无为的姿态，以致在实践中经济状况调查成为一道时紧时松的关卡，而这道关卡却关乎到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可能是意识到各地经济状况调查中的混乱与随意，民政部专门出台了《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2012年），该办法规定了村（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三个层级先后三次的经济状况调查。而在行政救助领域，由于行政机关作为给付的提供方存在，与相对人有直接之接触，所以在考虑时应当并行地考虑积极面向与消极面向。与此同时，本文所引出的尚未得出结论的一个话题是，在目前法律、法规匮乏的给付行政领域，行政程序能否作为行政行为正当性的来源？换言之，在给付行政中，行政程序与法律保留之间是否具有一定的互易关系？这也是笔者接下去将重点研究的课题。
近年来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推广以及民间专业机构和团体的兴起，这一做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可能性。（一）实施主体 行政程序模式的积极面向要求经济状况调查的实施主体与申请人之间处于平等之地位，同时能够开放性地完成各种交互，概言之即要求实施主体的非权力性。
手段的选取上，应当按照对申请人隐私权、住宅权的侵害程度由轻至重地排序实施，如信息核查应是对申请人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应首先予以适用，唯有在其无法达到目的时方才考虑其他的手段。由此发展而来的行政法往往是国家用于干预社会和个人活动的重要工具，我国现有规范性文件中充斥着的大量罚则，即是这一理念的最好体现。
同时，村（居）民委会的老龄化、非专业化、人情化也注定了其难以作为专业的实施主体为经济状况调查提供精确的数据。这似乎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诺奇克对于给付行政的质疑。
现实中由于实施机关在认定中不顾相对人的沟通解释而导致错误认定并不少见，如在傅某诉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徐州市云龙区骆驼山街道办事处案中实施机关将申请人所有的15000元认定为家庭财产，而全不顾申请人所解释的该笔经费是从法院领取的专门用于修房的执行款。具言之，行政程序模式的积极面向要求在认定经济状况上摒弃以往实施机关一言堂的局面，而应与申请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即合意性。本文第二部分通过规范所导出的现实运行中的经济状况调查显然是一种消极模式，但规范所期许的是它能够起到促进公民物质帮助权实现的功能，两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导致了该项程序在现实中的诸多困境。美国法官通过判例发展出一套判断行政程序与目的是否相关的利益衡量标准，这些利益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一是曾被政府活动所影响的私人利益（V）。
上文提及，目前经济状况调查的开始是由实施机关主导的，申请人的受调查义务被认为是行政救助申请的一个附随义务，公民一旦提起了行政救助申请就必须要接受经济状况调查。而这也暗合了支配给付行政的核心原则——辅助性原则，辅助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一方面应当行使促进公民生存权实现的行政职权（有效性），另一方面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又仅限于促进生存权的实现（有限性）。
有学者指出：行政应发挥之角色，已不仅是保障个人权益，更应发挥合目的性调整机能，统和利害关系间之冲突，汲取专业意见及凝聚社会之共识。调查的实施手段有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至于各手段之间的关系是递进还是选择规定未有明确。
三是公共利益与政府的相关利益，尤其是额外的或与替代性保障程序伴随而来的财政与行政负担（C）。事实上，由专业机构担任实施主体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实施手段的混乱局面，因为在专业性指引下的手段选取往往是科学合理的。
